天赋长江（无锡）税务师事务所-江阴大桥会计师事务所

个人所得税反避税，源于《个人所得税法》第八条的三款规定，截止到目前，尚没有明确的实施规定、办法等予以细化，因此在实践当中，大多“绕着走”。2025年初以来，笔者接触了多个以反避税之名（或反避税的动因）发起的个人所得税追缴税款的案件，很有专业“挑战性”，更是融入了“人情世故”之感，因为有时候就感觉是自己心里的一个“槛”，比如站在税务机关管理人员的角度，就是看着不对眼，没办法，潜意识之中想要去纠正它，而不是放任不管，还有一种似乎是“不服气”的感觉；而如果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呢，又可能是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的法治理解，我的行为我作主，凭什么拿税来否定我的交易、我的定价呢？

比如笔者所接触的案例中，有的认为是进行了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，故意规避纳税义务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，由此认为企业的涉税处理存在风险，要求个人进行自行补充申报、补缴税款处理！但在界定何为避税行为上，却又只能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难有可以展示出来的证据，就比如公安机关在办案的时候，发现相关人员通过事前“密谋”，以行不法之事。也就是说，税务机关在没有发现企业及当事人等相关人员主观上的“避税”证据，仅以推测来评价，总感觉“雷声大，雨点小”。再比如，笔者所接触的另一个反避税动因的案件，经过一年半的对接、交涉、沟通、论证等，圆满地处理完毕，企业也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完成了注销，这其中税企之间，人员在变、观点在变、环境在变，“你来我往”，不断探寻，评估对方的意见、明确自己的意见，应对与制衡，在充满挑战的过程中，相当地磨炼人，但，也收获了对人的尊重，因为最终能解决的前提，是有人愿意听、有对应的判断与评估能力，每个案件的背后，有时确实会有“幸运”的因素存在，这或许正是“心诚则灵”的共性吧。

在笔者看来，现在的一些案件，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、时间去找到差异化、创新性的解决可能，并且需要不断的尝试，还需要有一些方法方式等，并非真如有的宣传一样，如何“大义凛然”，如何“义正辞严‌”，就感觉对方税务机关人员故意找茬、故意为难一样，因为很多时候，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，只是有的问题呢，是可以解释的，有的是可以辩解的，有的是打证据的，有的是打追征期的，有的是打是不是故意的，有的也可能存在“装糊涂”“躺平式”解决的，是专业与技术的整体考虑与应对方式。在应对反避税案件上，如果仅仅是说没有法律依据，是不是可以“一夫当关”呢？这可以是结果，但过程会不完美、不丰富，既然避税与反避税是“洽商”和“谈判”的拉扯，而不是税收违法情形下的少缴不缴税款的法律规定，那么做出定性上的区分，是第一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，因为反避税存在技术破局的情形下，有的税务人员很可能直接采取以“违法”定性进行替代化处理，这样就很容易因为纳税人的“弱势”而产生极大的被动，彰显税收政策的“力度”。

综合来看，基于当前个税反避税细则不明确，即认定标准、认定程序、认定证据、责任举证等方面上的不明确，在日常的业务处理中，需要警惕与考虑如下三个问题：

“指鹿为马”型，将反避税的行为拉至对偷税追缴的方向上

在笔者所接触的一些案件当中，发现对于价格、对于交易，可能认为其本身的问题就是“违法”，这还与虚开发票行为不同，虚开发票行为中对于虚构的业务，如果有开具发票的行为，定性虚开，而且还可能进行“移送”，此时纳税人面临的被动局面非常大；但若仅涉及税款计缴事项，且业务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税务机关认为“不正当、不合理”，意欲进行否定以要求“正当”缴税，此时的矛盾往往先从偷税入手开始找漏洞或找问题，“故意以不缴或少缴税款为目的进行虚假交易或安排”，是不是看起来很顺！预设一个目标，明确其交易是虚假的手段与行为，妥妥地安排上了“违法”的位置。但这样就犯了一个“欲加之罪”的问题，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：

第一，企业的交易行为是“浮在水面上的”，可以看到见，没有“潜伏”的动作存在；其二，政策本身的适用性，基于交易的过程及完成，交易本身的公允性与独立性是体现的，不能因为在适用税收政策上存在未来的“税负”差异，就直接否定交易本身，从长久以来税务行政机关所作的特别纳税调整来看，多是基于交易本身的公允性考虑，而不是认可公允性但盯着后面的税负影响去了，加之这种情况太普遍了，难道能反的完吗？比如公司给老板发工资还是缴完税后分红，这里就有税负的差异，要不要反避税？比如前几年有比较敏感的认识，转让地产公司股权，非要强制其转让地产缴纳土地增值税，这是不是反的更有税收利益？所以，不宜拿着“兜底”条款过来就不受限制地使用，税收法定一样适用于税务机关。

第二，偷税本身是基于税法的确定性、强制性规定下的故意逃避行为，比如账外收入，非常明显的事项；近年来出现的对“拆分收入”恶意享受税收优惠的事项，在“空壳化、无实质经济功能体现方面”，倒是可以做一些突破的，但这也挺费劲。笔者认为，过于简单的架构设计、筹划，往往出现心理上的理亏，此时正好遇到样本效应，出现查补税的案例是存在的。

第三，换位思考，既然有真实业务的现实情况，总不大可能将所有的每天海量的交易拉出来做反避税核查吧！但也有可能就是考虑了税收利益的因素而作的交易安排，但这种交易安排呢，有时可能有准备期，有的上来就干，这样就进入到“量化”的体现了，即是不是合理的之类的讨论。比如，对于公司投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红，有时就是这么巧合，投资后就分红了，此时不允许其享受“免税待遇”？那么一些证券公司的操作，是持续的业务，但也有发现类似情形的，又或者半年后分红就合法了？从定性到量化，定性不好定违法，量化又没有限制性规定，此时凭感觉肯定不是执法的依据。所以，磋商机制就基于产生的基础了。但是，如果就是政策本身的“漏洞”，纳税人利用政策差异来配置业务，这种场景太普遍了，有的公司设立研发中心，享受了高新技术企业优惠，有的公司去西部设立工厂生产经营，其中的动机有国家税收激励的因素，此时也要对其进行反避税，认为其动机不当？如果真这样就不要出税收优惠政策了。

由于个税反避税方面的不成熟，缺乏执法的依据与标准，转而向“定性”偷税方面找问题，笔者认为，这可以作为一个谈判“筹码”，但如果写在文书上，必然是面临执法问题的。说大了，如果归类上“滥用职权”，给当事人带来损失达到刑法上的标准的话，是有可能向复杂化发展的。

不定偷税“硬追缴”的情形

笔者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查询：

违法事实浙江*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2016年5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“其他应收款”明细账借方余额反映:浙江*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20万元,系你公司给关联企业浙江*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使用,占用的520万元资金未收取利息,按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1年期贷款利率4.35%,视同销售服务（含税）:2016年5200000*4.35%*8/12=150800元,2017年5200000*4.35%=226200元,2018年5200000*4.35%=226200元,2019年5200000*4.35%=226200元,2020年5200000*4.35%=226200元,2021年5200000*4.35%=226200元。上述收入未进行关联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,应调增2020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19611.65元,应调增2021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19611.65元。少缴2020年度企业所得税51904.56元、少缴2021年度企业所得税53390.91元。上述税务违法事实,经你公司法定代表人丁*团确认属实。

违法行为类型浙江*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涉嫌其他违法案

处罚结果认定你公司未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拟处罚款1倍为105295.47元。

处罚依据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

从上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两个处理关系，一个处罚规定。如果按视同销售，这是实体法层面的问题；一个是特别纳税调整，这是反避税的问题，尽管也是体现在年度申报表的调整附表中，但问题性质不相同。实务中对于无偿使用资金的所得税视同销售处理情形甚少，但如果坚持套用该规定，也有其适用逻辑可说；但是对于关联方交易，这又是另外一个逻辑体系了，即交易是不是公允的问题，此时收入调增了，对方的成本也要调增啊；这里就不交流两者税负是不是一样，要不要反避税的必要性了，这类表述是站在国家层面考虑的，真要落在具体区域上，就各为其主了。如果从反避税的角度认定，此时处理罚款（64条第二款），这是明显的不缴少缴的适用情形，即虽不是偷税，但没有按税法规定计缴纳税，并不适用反避税的处罚。反避税的情形没有处罚规定，至多是加收利息的处理。

延伸之，此时有的人提出来：“对于反避税，我们不定偷税，即不论证偷还是不偷了，但我们要启用追征期内的追征！”反正就是要追缴！论证过程不聊了，就是直接认定行为有问题不合理，快点缴税吧！这个逻辑比较尴尬，一方面想远离反避税的行政处理程序，一方面又难定出一个结论说这类情形是少缴税了，在这种模糊的处理过程中，以期产生震慑之力。但这种情形下，事实、依据、法律适用自然难契合其目的，毕竟是看着“不顺眼”，而不是“不合法”，个税法中反避税的兜底条款，尽管是税务机关有自己的解读权限，但是哪级税务机关的解读权？至少不是基层税务机关的权限，基层是执行使用机关！

在政策适用上的单方面“自认可以”的情形下，涉税争议不可避免。

同时，承上面的案例，既然处理上是按反避税走的，那么也不是滞纳金的加收了，而是加收利息的处理，这一点，又会产生执法风险。

面对现状，税收法定原则下的“左右行走”

“如果都这么干，国家税款不是有损失了！”注意，这里是假设纳税人应“多缴税”的情形下考虑的，如果人家本不需要缴税呢。作为成文法法律体系的国家，税收法定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法条的呈现，条文的具体化，而不是以“谁嘴大来执法”。或许囿于各种责任等原因，也有执法心理上的影响，实务当中，对于案件的处理，法无确定情形下完全将责任归于纳税人，无据，也不公平。

2010年个人限售股转让征收个税，当时政策宣传中对于陈某树的情形要不要征税，特别明确“有法才执法”，看似税款有损失，但是如果税款仍在国内，还是要投资要消费的，从大的角度看，在不是流出的情形下，站的更高一些，可能会有更多的正能量的观点与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建立起了对法的习惯性尊重之感、之心。

自2019年个税法实施以来，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管理日趋成熟，信息化数据的整合越来越强大，此时，进一步完善税收法规、细化政策，减少基层执法责任风险，同时也让纳税人有法可循，“知难而退”，是需要考虑一下及时明确细化了。政策的确定性，利于遵从性。

当前，企业所得税政策中要求关联交易等要进行年度申报，对于个人，估计难有这么完善的要求，可以考虑通过个人所得税APP等系统，进行提示、政策依据展示，如同境外所得的信息展示一样，也是有较大的丰富空间的。回首看67号个人股权转让的征管政策，其影响威力何其大，但可惜的是，它并没有体现在反避税体系下，而是走在了征管核定管理中，有可能存在的“误伤”，是不是也是值得再度思考的。

但，即使政策再明确，但经济生活的复杂性、快速的创新，理解差异、争议发生还是会继续存在的，不可能消失，但有争议不代表就是违法行为的发生，很多时候是征管与纳税人之间的一次依法磋商的“合理沟通”情况。

学习心得，谨供探讨。